书 稿 档 案
书名：《古蜀王国探幽》
副标题：为古蜀王国蚕桑文明正名（重新发现古蜀王国三星堆）
书稿字数：约20万字
书稿题材：考古与历史
作者成就：
鞠德源在中日关系、古代文书、明清边疆史、中西文化之交流、清皇族人口和历史地图等方面，有着独特的研究，所出著作有《万年历谱》、《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中国先民海外大探险之谜》、《钓鱼岛正名》及学术论文20余篇。
书稿内容简介：
本书与以往三星堆研究者的论著和媒体的报道有明显不同，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 所谓“大青铜神树”，不是若木，也不是建木，更不是扶桑，而是蚕丛王以来所建植、开发、利用的桑柘树，是蚕赖以生存的桑柘树，绝对不是三星堆学者所反复攀缘的西方各种“神树”。所以，三星堆学者所定名的各种树木之名，都远离了古蜀王国的实际。
二， “大小青铜立人像”，不是群巫之王，也不是“大力人”或“大力神”，更不是犹太人的“变种”，而是古蜀王国为后妃等举行亲蚕躬桑礼仪制度而特制的“蚕神”（或蚕母）的铜像，她的头冠头饰与所穿的衣与裳，和服装上所展示的图画，都显示了蚕衣的样式，立人像所做的“大手结”姿势（三星堆学者形容为抱拳手势，从来没有用“大手结”一词，），是作为接收后妃及助蚕者献桑之用。这个铜像踝骨以上带有“脚镯”，她所显示的是女性塑像，而不是“大力神”。绝对与西亚各国的所谓“铜人像”没有任何机缘关系，相反地却与中原内地夏商周三代的蚕桑文明有着最直接的亲缘关系。
三， 所谓的“青铜头像”和“兽面具”，不是“巫祝”也不是“祭祀”戴的面具，更不是上帝、鬼神、祖先灵魂的中介，而是古蜀王国举行驱傩活动所使用的戴有“黄金四目”的傩面具，绝对不是部落首领之头像。此项驱傩活动与中原夏商周三代所实行的驱傩活动有着更直接的亲缘关系。
四， 古蜀王国的玉文明，从总体上及其种类用途上都与中原的玉文明不仅在种类形制上、用途上和制作技艺上处处契合，而且更有自己的独道的古蜀王国的特色。特别是以玉琮为代表明显地显示出长江上游的玉文明与长江下游的玉文明有着直接的源流关系。
五， 古蜀王国的以尊、罍为代表的青铜文明，与中原地区的青铜文明以及周边地区的青铜文明更是处处显示着同根同源之关系。
综合以上五个方面，我可以断然地肯定，三星堆文明研究学者对古蜀王国的定位问题至今没有解决，仍处在一种游离浑沌状态，特别是杂揉进来的西亚文明之说，完全葬送了长江上游古蜀王国文明与中原黄河地区夏商周文明并驾齐驱的历史地位。这是当今三星堆文明研究中的最关键的历史问题，直接关系中华民族文明源流问题，值得我们清醒头脑、清理思维进行严肃的考古反思，绝不应该高谈阔论，肆意歪曲古蜀王国文明的历史。
本书之特色与学术价值：
一、 本书在篇章结构上、论题设置上以及在论证方式上和行文体例上，独守传统考古之特色。对三星堆出土的文物进行归类诠释，不是停留在外观的描述上，而是着眼于具体细节上，即出土文物的原始本意与用途上，故需旁徵博引，上下勾连，古今互证，特别解明与中原文物制度之关系，故自成独家特有之作。
二、 本书在学术上独树一帜，全面地、系统地和具体地解明了古蜀王国所有的涉及蚕桑文明的每一件实物的细节，特别是解明了“大青铜桑柘树”与“鸟”族的关系，与虞人的关系，以及与古史传说之关系，同时解明了大小青铜人的身份和地位以及他们的头饰、服饰与中原商周以来的传统文明之关系。
三、 本书不止限于古蜀王国的本身的文物制度上，而是与周边地区、中原地区，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有机地解明了古蜀蚕桑文明与中原文明之关系。应该指出中国蚕桑文明是中华文明之中的第一文明，受到历代王朝的重视与传承，更加值得中国考古和历史学界进行认真的反思，多年以来我们反复宣扬的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而对丝绸之本源，即蚕桑文明却没有给予足够的研究和重视，这是最令人深感遗憾之处。所以本书之作，深入解明了古蜀王国的蚕桑文明是中华蚕桑文明之本源，因此，借本书出版之际，呼吁中国的考古和历史学者对中华的蚕桑文明进行全面的、深入的、细致的研究，并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报，争取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四、 本书在解明古蜀王国蚕桑文明的同时，也解明了古蜀国的傩文明、玉石文明和青铜文明，并与中原文明进行了比较和诠释。特别是解明了中华蚕桑文明、傩文明的历史沿革及对周边地区与国家之影响。
五、 本书也同时解明了古蜀王国消失之谜与邛人、筰人消失之谜，对古蜀王国蚕丛族裔及邛人、筰人在南美洲的历史遗迹，进行了比较研究，给关心中国考古、历史和民族源流问题的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东海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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