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耶稣会士与西洋奇器（一）

引 言

　　十六世纪初叶，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世界贸易的扩大，以及葡萄牙人的到来，西洋的货物和新奇的器物被带进澳门的沿海城市。特别是随着耶稣会士的相继入华，西洋器物更被带进中国的内地，从而引起了中国人对西洋器物的兴趣。由于当朝皇帝、达官权贵和豪商巨富、文人士子的贪羡追求，西洋的奇器玩具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耶稣会士为迎合中国皇帝和达官权贵们的需求，每到一处，均以西洋奇物馈赠，因而博得中国朝野各界的好感，得以侪身宫廷仕林，参预中国的琡、经济、军事、外交以及文化学术等各项活动。

　　本文所作的考察和研究，仅仅涉及明清历史题目中一个小小的侧面，然而从西洋奇器玩具及其他西洋文物在中国的流传、收藏和仿做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明清之际在西洋文明东渐以后中国祔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从中我们不但可以了解西洋耶稣会士在华活动的方式，以及当时皇帝、达官权贵们的生活情趣和奢侈享乐的具体情节，而且还可以窥见西洋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在中国传播和发生影响的大体状况，以及科学技术在明末有所前进而在清朝却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从1552－1579年的三十多年间，曾有葡萄牙多明我会士（一人）、西班牙奥斯定会士（二人）、耶稣会士（三十二人）、方济各会士（二十二人），先后来到中国的澳门、广州、肇庆、福州、漳州等地进行传教活动，皆因不通中国语言，不了解当地风俗民情和遭遇中国地方当局的反对而告失败。1578年，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78年入华，1606年卒，意大利人）作为全印度及远东耶稣会传教视察员，在赴日本途中到达澳门，逗留十个月之久。他在这里了解当地的民情，研究打开中国封闭大门的对策，并作出决定：招致有才干的会士来华传教，要求传教士读中国书，习中国语言，采用适合中国人需要的传教方法。根据此项决定，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79年入华，1610年卒）从印度果阿（Goa）被调来中国，前者于1579年7月，后者于1582年7月，先后到达澳门。

　　罗明坚和利玛窦两位传教士的来华，不仅使天主教东传的历史发生了新的转折，而且使中国的封闭社会开启了门户，透进了西洋气息和文明。传教士利用西洋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成果去吸引当地的官吏和读书人，以馈赠新奇的西洋器物，引逗他们的好奇心和贪欲，并以此为媒介，拉拢官员，寻求和建立友谊、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了解当地的民风习俗，进而宣传西方的文化和进行传教活动。

　　1580年12月，罗明坚通过玄耀富庶，抬高葡萄牙商人的国际地位，以及他本人的声望等办法，得以混迹于广州城内。1581年春季，罗明坚第二次进入广州城内，送自鸣钟给一武官，企图让他引领潜往京都。1582年3月，罗明坚和澳门使节巴乃拉（Panela）来到广东省城会见总督。他们以馈赠西洋礼品，换取了总督陈瑞的好感。同年12月，罗明坚和巴范济（P·Franc Pasio,1582年入华，1612年卒，意大利人）带着许多珍贵礼品来到肇庆，其中有一架欧洲大自鸣钟是利玛窦从印度果阿带到澳门的，制作精巧奇异。除此之外，还有一件“最引人新奇的、能将白色的太阳光分析成多种鲜艳颜色的三棱玻璃镜”。老而弥贪的总督陈瑞，一见到这些洋礼，心旷神怡，喜悦异常，公然允许罗明坚等居住在肇庆府东关天宁寺中，并准许其传教，举行宗教仪式。不久，由于总督陈瑞的去职，使罗明坚等人失去了依靠，不得已退回澳门。1583年9月，正值总任总督郭应聘上任之际，罗明坚和利玛窦等三人，带着澳门富商魏戛斯（Viegas）赠送的西方珍奇物品来到肇庆，受到当地官员的欢迎和接待，以及郭应聘总督的接见，并且得到正式的定居许可和建筑教堂的地盘。罗明坚和利玛窦为了扩大影响，把他们带来的礼品公开陈列，任人参观。其中有威尼斯出产的三棱镜，一幅罗玛绘画的极精致的玛利亚像及其他小巧玲珑的珍奇之品。这些西洋奇物令观者眼花缭乱，致使远近来观者络绎不绝。知府王泮为了让家人也开开眼界，竟然让耶稣会士将西洋奇物带入府内展出。

　　耶稣会士取得的初步成功，表明天主教东传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明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发生了动摇，封闭极严的国门最初不是在西洋帝国炮火攻击之下打开的，而是在传教士用西洋的“奇技淫功”进行诱惹和行贿之下，由中国的官僚士大夫自己开启的。

　　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在中国官员和读书人面前，除了采取物质诱惑和贿赂的方法以外，还极力显示他们是学识渊博的人：精于数学，精于制作钟表和日晷，精于物理学，精于雕刻术及绘制地图，同时极力隐蔽他们的传教士身份和面目，企图通过单纯性的博学多能者的活动，为其开展宗教活动创造良好的条件。

　　这种先从物质和学术两个方面进行诱惑的做法，获得明显的成功，得到当地官员和读书人的热烈欢迎。1584年的某一天，岭西道的官学两界列队前往耶稣会士的会所，参观西洋钟表、乐器、世界地图、美术印刷品、书籍、绘画、西洋宫殿图、三棱镜和各式日晷等。利玛窦利用这种场合，向中国官员和读书人广泛宣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宗教理论。应中国官员的要求，利玛窦还特别介绍了世界地图和天球仪、地球仪，使他们眼界大开，并且因此而博得读书人对西来教士的敬慕。1584年10月，利玛窦将展览的世界地图，取得《山海舆地全图》刻印，赠给已升任的岭西道道员王泮，王泮又分送给远近亲友，甚得时人重视。

　　耶稣会士从中国官员和读书人追求的羡慕西洋奇器玩具和西洋科学技术的欲望里，看到了西洋技艺和西洋学术的巨大威力，所以，他们每到一处，首先以西洋钟表和各种玩物相赠，因而得以畅通无阻。但是，耶稣会士并不以地方当局的庇护为满足，他们的最高目标是要争取朝廷的支持。1600年3月，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1594年入华，1640年卒，意大利人）和一位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兼著名学者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1599年入华，1618年卒），带着大批西洋土产和奇巧之物来到南京。这些西洋的奇器奇物，对明朝官员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在一些官员的积极支持和赞助之下，利玛窦等会士决定北上进京。在路经山东临清州时，被天津税监马堂拦截，将利、庞等会士软禁达半年之久，直到1601年1月24日才进入北京。他们向万历皇帝进献的西洋珍奇物品有：时画天主圣像一幅，古画天主圣母像一幅，时画天主圣母像一幅，天主经（日课经）一册，圣人遗物、各色玻璃珍珠镶嵌十字圣架一座，万国图一册，自鸣钟大小二架，映五彩玻璃石二方，大西洋琴一张，玻璃镜及玻璃瓶大小共八个，犀角一只，沙时计（沙漏）二具，乾罗经（福音圣经）一册，大西洋各色镇带共四匹，大西洋布并葛共四匹，大西洋银钱四个。万历帝“阅览各物，悉令收存。供天主圣像于御前，置自鸣钟于御几，万国图册珍藏内府。”

　　利玛窦等传教士进献的西洋器物，如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并不具有多么奇异之处，然而在三百八十年以前的那个时代，它们却具有相当大的威力，不仅打开了北京紫禁城的宫门，而且也深深地启动了万历帝的心扉，引逗起他和他的后妃们对西洋器物的情趣和强烈的占有欲望。万历帝命于寿皇殿建造木制钟塔一座，将一架自鸣钟装置其上，供人们观赏，而另一架则经常置于身边。历帝还曾召利、庞两位传教士于“便殿觐见，垂问天主教旨，西国政治；又设馔三辰，宴劳廷阙；欲亲貌颜，……令工绘画（即画肖像）”；“命礼部侍郎待以上宾，厚给廪饩，并于京师宣武门的东首赐第居之。”万历帝对西方国王的服饰具有浓厚兴趣，派太监向会士们询问。利玛窦参考耶稣圣像上绘画的教皇、皇帝、皇后、主教、贵族、平民的各式服装，写了一个文字说帖，然后请宫中画师画成大幅图像。进呈给万历帝以后，帝甚感满意。后来，利玛窦等为了进一步讨好万历帝，还特选了西班牙皇宫图和威尼斯帅府图进献。因看到西洋琴，万历帝便想欣赏一下西洋音乐，于是派了四位懂音乐的人，拜庞迪我为师，学习西洋乐曲和演奏法。

　　利玛窦和庞迪我等耶稣会士寓居北京以后，大名远扬，一些有学识的名臣显宦亦亲自登门拜谒。由于高级官僚的庇护，使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得以安适地生活和传教。耶稣会经过多次的挫折和失败，终于通过利玛窦等传教士达到了寓居北京、争取最高当局庇护的目的。在与利玛窦交往的官员中，冯应京、李之藻和徐光启等三人是与其友情最深、得力最大的挚友。由于他们亲身宣扬西洋学术和天主教义，大大影响了当时的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使较多的读书人滋长了对西洋学术和西洋宗教的兴趣。

　　耶稣会士并不以寓居京师为满足，他们的最高目标是企图争取最高统治者皈依天主教。为此，他们意识到只有向中国当局广泛介绍西洋学术和筹措足够数量的西洋奇珍异物作为诱饵，才有可能进一步地开启中国朝廷的重重禁门。利玛窦去世以后，继任耶稣会中国区区长的龙华民（P.Nicolau Lohgobaroi 1595年入华，1654年卒，意大利人）特派金尼阁（P.Nicol,Trigault,1610年入华，1628年卒，法国人）返抵罗马向教皇及耶稣会长报告教务，并向西方各国征募图书和西洋各式奇器珍玩。1614年年底金尼阁到达罗马，在周游意、法、德、幽等国的过程中，得到了教皇保禄第五的慷慨支持，“把整整一库珍贵书籍赠送给中国教会。”1615年3月间，金尼阁在陶斯客纳（Toskana）地方得到大公爵高西摩第二的许多赠品，其中有一座非常精巧的座钟，钟上置一森林之神，一手持弓，一手持箭，以所发箭矢之数，指示钟鸣之数。在巴燕国（Bavavia，今译巴伐利亚），公爵家族赠送金尼阁大批书籍和仪器，其中有一架天文仪，能自动表现天体之运动及指示钟表时刻。巴燕国维廉第五（Wilhelm V.der Fromme）还赠送大批圣徒遣物及许多钟表、镜子和其他日常用物，悉属价值昂贵而艺术精纯之品。大公爵马克西米良第一（Maximilian I.）特赠的物品中，有一件精美绝伦、令人称奇之物，是一用乌木雕刻的非常精致的箱橱：高三尺，长三尺，宽二尺，全橱共分六层，每个方格方斗，均珍藏各式玲珑小巧的珍品。

　　金尼阁带着募集来的大批西洋奇器和图书（号称七千部），于1618年4月16日从里斯本起航，历尽千辛万苦，于1619年7月22日返抵澳门。随其来华的二十二名传教士，有七人丧命海上，幸存十五人。这些传教士对从欧洲带来的大批礼物，寄予莫大的希望，期冀能够发生效力，使那些仇视教会的官员们态度能以缓和。

　　耶稣会士带来中国的西洋奇器珍玩和西洋书籍，有效地宣扬了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成就。这对当朝皇帝和官僚士大夫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是引逗他们贪婪的诱饵，是开启中国闭关锁国政策的钥匙；然而对于有卓识远见、急盼中国由弱变强的官员和学者来说，却是送来了最好的启蒙教科书和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真实样本和模式。他们从耶稣会士本身所具有的渊博学识和他们带来的西洋图籍及科学技术中看到了西洋科学与国家琡、经济、军事、建设、日常生活诸方面的密切关系；从精巧奇妙的西洋奇器玩物看到了更为深远的意义，因此，一些有卓识远见，留心于经世致用之学的官员，对西来耶稣会士和西洋学术十分重视，给予了积极的推崇。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钦天监五官正周子愚上疏建议，召集知历儒臣，尽译西国历书，以补典籍之缺。这个建议虽然得到礼部覆准，但是并未能蕏积极结果。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南京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在《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中明确提出全面引进西洋学术的主张，大大超出了翻译历法的范围。他的主张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西洋学术的认识水平，表达了读书人急欲吸收西学用以改造中国的强烈要求和愿望。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七月，针对顽固保守庸愚官僚沈漼、徐懋孳等人对西洋传教士的诬陷和对积极学习西洋科学文化的官员们的攻击，徐光启挺身而出，对传教士给予了正当的辩护和推崇，对西洋学术再次予以高度评价，进一步阐明了广泛学习西学以促进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各项主张。他在《辨学章疏》中说：“远人学术最正，愚臣知见甚真，恳乞圣明表章隆重，以永万年福祉，以贻万世又安。”他称赞传教士“其道最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在彼国中亦皆千人之英，万人之杰。”在他建议的“试验三法”中，将引进西学放在首位，主张“尽召有名陪臣使至京师，乃择内外臣僚数人，同译西来经传。凡事天、爱人之说，格物穷理之说，治国平天下之术，下及历算、医药、农田、水利等兴利除害之事，一一成书，钦命廷臣共定其是非。”并建议与西洋传教士邓玉函（P.Joao Terrenz,1621年入华，1630年卒，瑞士人）、龙华民等共同制造天文地理观测仪器。徐光启的这个奏疏仅仅获得朝廷的赞同而已。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徐光启充任礼部侍郎管部事，利用职务上的权利，他在九月十三日上了一个《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再次提出全面学习西学的各项主张。假如当时的统治者真正按照徐光启等人的建议和主张去实行的话，中国的社会必将会有一个较大的变化和进步。

　　由于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等有识官员带头学习和引进西洋学术，由于邓玉函、龙华民、汤若望（Joanne Adem Schall Von Bell,1622年入华，1666年卒，日耳曼人）、罗雅谷（P.Jac.Rho,1624年入华，1638年卒，意大利人）等人在天文、历法和炮术方面给了明朝政府以有效的帮助，因而使明朝的科学技术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和进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崇祯皇帝，使他既增长了西洋趣味，也转变了对耶稣会士的看法。所以传教士们把崇祯帝视为中国的“中兴君主”，愿意予其以有力的支持。崇祯十二年（1639年），毕方济（P.Franc Sambiasi,1613年入华，1649年卒，意大利人）在其所上《谨修方物，并陈一得，仰佐中兴盛治疏》中，他针对明朝政府当时所处的政治经济形势，明确提出富国强兵四策：（一）明历法以昭大统；（二）办矿脉以裕军需；（三）通西商以官海利；（四）购西统以资战守。崇祯帝对毕方济的四项建议看来是相当重视的，于其上奏的第二天（十二月初七日）即作了批答：“海禁初开，毕方济着刘若金伴往海上，商议澳舶事宜。”由此可见，崇祯帝已有学习西方、发展海外贸易的愿望，并且决定先从“通西商”开始。其时有关“明历法”、“购西铳”两项早已实行，已经获得实效，因此，崇祯帝未予作答。其中“办矿脉”一条，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才命汤若望试验，翌年明朝即败亡，所以未能获得任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