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耶稣会士与西洋奇器（二）

　　一、清初西洋奇器玩具的传播和收藏

　　清军入京以后，汤若望、龙华民等耶稣会士转而投靠清王朝，用西洋历法等科学技术为新主效力。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十一日他们上疏摄政王，请求保护修历、天文仪器和已刻书板，并且将新法历本及所制浑天星球一架、地平日晷窥远镜、舆地屏图等进献给清廷，从而博得新主的欢心。同年十一月，清廷授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三年（1646年）加太常寺卿衔；八年（1651年）诰授汤若望为通议大夫，追封汤若望的父母，颁给诰命。顺治帝福临亲政以后，对汤若望格外优崇，时常召其入宫中面谈，或带领亲王们至天主堂躬访，询问天主教宗旨及西洋学术。汤若望对顺治皇帝的礼遇更是感念不已，极思回报。顺治九年（1652年）七月，汤若望向顺治皇帝呈献一架“天球自鸣鈡”，并附《说略》一份。这是一件极为奇巧的天文报时钟：“本球除报时刻外，上有日月二体；日行常依黄道，月亦行黄道，而有南北纬度，小铁条两腰开处即南北纬度之界限也。月体光暗各半，常常转动，以近远冲合于日，乃尽塑望二弦之理，于以求日月相距每月各几何度，月之距南北每日又几何度，法至便也。”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初二日，赐汤若望“通玄教师”称号及天主堂“通玄佳境”匾一方。十一年（1654年）又“赐地一区，以为他日窀穸所（墓地）”。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二十七日，汤若望的教友，耶稣会士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为感激清朝的宽待和保护，向顺治帝进献了“天主圣像西书一本，西洋大自鸣钟一架，西洋万象镜一架，西洋按刻沙漏一具，西洋鸟枪一枝，西洋画谱一套。”后来利、安两位传教士均供职内廷，利氏著有《鹰论》一书，安氏为顺治帝和康熙帝管理和修缮西洋钟表及其他玩物，深得康熙皇帝的赞赏。顺治十八年（1661年），适逢汤若望七十寿辰，顺治帝特允一些名宦士大夫前往祝贺。同年九月，又恩准其过继之孙汤士弘入监读书。康熙三年（1664年），钦天监里面一贯反对耶稣会传教士的官员吴明煊、杨光先等人，对汤若望等捏造罪名，进行诬陷，使汤若望被判处死刑，后因北京发生大地震，并且由于顺治帝母亲（皇太后）的干预而得以免死。外省被拘捕来京的三十个传教士被遣送广东。直到康熙帝亲政以后，才予以平反昭雪，颁布了谕祭汤若望文，委任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59年入华，1688年卒，比利时人）为钦天监监副。自此以后，凡精通历法的耶稣会士，多半被安置在钦天监供职。因此之故，清朝前期的钦天监，不仅是职掌天文、历法、气象的专门机构，而且也是清廷同西方各国发生交往的重要媒介，同时也是耶稣会士在华活动的联络中心。康熙帝对西洋学术怌有极强烈的求知欲望，经常召请耶稣会士进入宫内讲解西洋科学理论。例如：闵明我（Filippl-Maria Grimaldi,1669年入华，1712.11.10卒，字德先，意大利人）、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72年入华，1708.12.25卒，字寅公，葡萄牙人）、张诚（Joannes Franciscus Gerbillon,1688年入北京，1735.3.28卒，字实斋，法国人）、安多（Antoine Thomas,1685年入华，1709.8.1卒）、白晋（Joachim Bouvet,1687年入华，1730.6.29卒，字明远，法国人）等传教士，曾为康熙帝讲授几何学、天文学、地理学、哲学、音乐理论等。康熙帝曾两次往访南堂，亲书“敬天”匾额，赐赠悬挂。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教皇格列门十一世（Clementus XI）使节多罗（Carlo Tommso Maillard de Tournon）为中国礼仪问题前来中国，十二月四日抵达北京，康熙帝对多罗优礼相待，但当得知多罗顽固坚持干涉教民尊孔祭祖之言行以后，立即引起康熙帝对西洋宗教的反感。四十五年，阳历八月二十八日，多罗离开北京，康熙下令，凡在华的传教士均须领票，并令表明“永不返回西洋”的立场，才许可留居中国，同时驱逐多罗的顾问严裆（Carolus Maigrot）和毕天祥（Ladovicus Antonius Apoiani）。留在北京和宫廷的少数耶稣会传教士，多为学识渊博，拥有某项技术专长，能够为皇帝效劳者，并通过他们联络沟通西方之关系，以及获取某些西洋器物。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nius Ganbil,1723年入华，1759.7.24卒，享年七十岁）写信给他的教友说：“清朝皇帝并不喜欢宗教，只是为了执掌数学事物，为了莫斯科事物，为了来自欧洲的各种仪器和其他物品，皇帝才需要我们。”在雍正、乾隆两朝，教禁加严，对触犯中国刑律的传教士均给予严厉的处罚。雍正五年（1727年）和乾隆十八年（1753年），葡萄牙国王先后分别派遣麦德乐和巴哲哥来华，企图说服清廷放弃禁教政策，均未获得满意的结果。

　　为了顺应清朝皇帝的西洋趣味和专门需要，从康熙朝至乾隆朝，葡萄牙国王、西班牙国王、法国路易十四、罗马教皇等，都曾专门选派学识渊博和技艺高超的耶稣会士来华，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和途径，争取清廷放宽教禁，以便为在中国传教创造良好的条件。来华耶稣会士中有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内外科医生、音乐家、画家、钟表机械专家、珐琅专家、建筑专家等。清廷对各国来华的传教士控制极严，只允许有技艺专长的人进入北京，并且按各人所长和皇帝的特殊需要分派工作，当时术语叫“行走”。除安置钦天监任职者外，在养心殿、畅春园、圆明园、如意馆、做钟处、启祥宫、太医院等处，亦派有耶稣会士“行走”。耶稣会士视在内廷供职为荣宠，工作极尽心力。因此缘故，他们便无暇进行传教活动，只是企盼着得到清朝皇帝的欢心，以换取对外省的传教活动放松限制。

　　凡来华进京的耶稣会士以及散居各省的传教士，大都携有西洋器物，一遇有巴结皇帝之机，他们即以之作为“见面礼”进呈。会士们以皇帝收纳他们的礼物为荣幸之至，皇帝也以会士进献洋礼而“具见忠荩”之心。随着耶稣会士一批一批地来华，以及西方各国与清朝贸易关系的发展，西洋的新奇器物和各式玩具也随着奉献到清宫里边（图一、二）。诸如西洋钟表、珐琅器皿、鼻烟壶、玻璃器皿、西洋眼镜、千里眼（即望远镜）、显微镜、寒暑表（温度表）、八音盒、自行人、自行船、西洋刀剑、新式枪炮、天地球仪、各式测量仪器、西洋铜戳记、西洋式银灯、西洋规矩、西洋棉衣褥、西洋烘药葫芦、西洋呢绒、钱币、哔叽、布匹、西洋棉、西洋纸、火漆、西洋药品、西洋各式乐器、西洋颜料、西洋化妆品、西洋家俱、西洋陈设、西洋狗及西洋家禽，等等。在西洋器物当中，惟有西洋钟表和各式机械玩具，最能博得清朝皇帝及其后妃们的喜欢。

　　擅长制造钟表及机械玩具的耶稣会士倍受欢迎，待遇至优，专门留在宫中效力。据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安文思传》载：“安文思（G.de Magalhaens,葡萄牙人）某日以一自行人献于康熙帝，其人不能言语，内装发条，能自行十五分钟，右手执一出鞘之剑，左臂具一盾。某日文思又献一种，每小时报时后，即奏乐一曲，各时不同，最后则如万炮齐鸣，声亦渐降，若向远处退却，终于不闻。盖渠在宫中，时为康熙帝创制新奇工艺品，与一普通工人无异，欲以此博康熙之欢心，俾教会得稳因而广传耳。”因此之故，当康熙十六年四月初五日安文思病故时，康熙帝甚为伤悯。据《正教奉褒》载四月初六日的上谕说：“今闻安文思病故，念彼当日在世祖章皇帝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况彼从海外而来，历年甚久，其人质朴素著，虽久病在身，本期疗治痊可，不意长逝，朕心伤悯，特赐银二百两，大縀十匹，以示朕不忘远臣之意，特谕。”

　　安文思病故之后，在清宫里面可能已经没有会做钟表之人了。清宫里的西洋奇器珍玩，一是来自西洋的贡献，一是由康熙皇帝钦派官员前往广东澳门采办。这种状况毕竟不能随时随地满足康熙皇帝的西洋情趣，所以在康熙四十六年急令两广总督在新近来华的西洋人中选送“有技艺巧思或内外科大夫”进京。恰巧在当年八月内，有十一名传教士来到广东。两广总督赵弘灿等，只选中庞嘉宾（P.Gaspar Kastner,1707年入华，1709年卒，日耳曼人，精于天文）、石可望（P.Leopold Liebstein,1707年入华，1711年卒，波海麦人，巧于丝律，即音乐）、林济各（关于做时辰钟表）三人，星夜护送进京。其中林济各系瑞士人，各Stad Lin，来华之时年已满五十岁。因此人善做时辰钟表，深得康熙的喜欢。他居住在宣武门教堂（南堂）内，为清廷精心制做了各式自鸣钟，历三十三年之久，于乾隆五年三月十八日（1740.1.14）病故，享年八十三岁，乾隆帝赐银二百两，大縀十匹。林济各进入宫廷以后，使清朝的做钟技术达到了相当高超地程度。有一次江西巡抚郎廷极向康熙皇帝进贡了一些西洋玻璃花瓶、西洋小仪器、西洋药品、西洋鼻烟及西洋大日表一件。康熙帝在进贡折子上“朱批”说：“近来大内做的比西洋钟表强远了，已（以）后不必进。”据此可知，康熙帝对林济各在内廷制做的钟表是相当满意的。

　　康熙帝本人热心于西洋科学，对西洋的钟表机械技术亦具有强烈的兴趣。每逢耶稣会士向他呈献“礼物”，如其中有钟表或其他机械仪器，他是极高兴收纳的，否则常予谢绝或象征性地收纳一二件。每当后太后寿辰，康熙帝也要备办几件西洋礼物。例如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十月，逢皇太后六旬庆典，在进献的礼品中即有自鸣钟一架，千秋洋镜一架，百花洋镜一架，及多罗呢、哔叽縀等西洋物品。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十月，为皇太后七旬盛典，除照例备办各项洋货以外，还专门进献“御制万仙庆寿自鸣钟”一架。按其定名“御制”和进呈的时间来看，有可能是出自耶稣会士林济各之手。

　　雍正元年是胤禛即位的第一年，他为了表示孝道和遵守儒家三年守制的礼仪，对西洋奇器珍玩的追求不能不有所节制。他要在表面上做作一番，给他的臣子们看。而他的臣僚并没有注意到雍珔帝的心理，于十月三十日以前照例要进献贡品，贺“万寿”，以表臣子之“微忱”。山东巡抚黄炳在《感激天恩折》中说：“臣处存有西洋所产微物数件，可否容臣送至怡亲王处代为转进，得蒙皇上赏收一二件，则臣不胜庞荣之至矣。”胤禛在折子上朱批说：“三年后不要寻西洋物件，白白叫无益之物使外国人占中国之利，此举甚不当！中国什么东西没有？！随便亦通知尔父。”在折尾又批：“使不得，前有谕，过三年看。”看来胤禛遵守了他的诺言，直到雍正三年十一月间，在杨宗仁之子杨文乾去广东上任巡抚之时，才面谕向西洋买一种名叫“番吧”的洋江西，今不详用途。如照杨文乾为胤禛找到的替代之物“大伽南捍噶什轮数珠等物”来看，也许是用于宗教的念珠。雍正四年（1726年）二十日，广东巡抚杨文乾覆奏折内说：“臣于去年十一月间回粤，适洋船陆续开行回国，所有奉谕寻觅‘番吧’，臣即行购访，皆云从前带来不能获利，是以今次各洋船俱未携带，臣已嘱咐番商，令其于今年务必带至，容俟七八月间番船到时，臣即当恭进外，今觅有大伽南香噶什轮数珠等物共十二种，缮折敬遣家人杜宝、兵丁周云隆齐奉恭献。”雍正帝看到此折之后批写道：“此系朕在你临起身时偶即一句闲旨，随便遇见带进可矣，何必专觅，使其洋船人说，亦不必此奏。看此，你不知道朕心也。朕实无所好，必需之物即便你忽略忘记，朕亦无因此微物有怪你之意也。封疆吏治要紧，不必在此些小事上费心思，切记，切记！”雍正五年（1727年）十一月十六日，两广总督孔毓珣特进咖蝻（伽南）念珠贰盘。雍正帝也作了类似的批示：“朕原有旨，上好的难遇，不得不怕进，非强觅之物，似此中平者何必进来！朕岂有怪你不进、不留心寻觅之理，况偶耳言及者。上好者尽有，非缺乏必需之物。”雍正帝是崇信佛教的，他结交许多有名的高僧和炼丹术士，其中有些人甚至养在宫中，直到乾隆帝即位之后才被赶出北京。雍正帝让杨文乾、孔毓珣购觅西洋“番吧”和“伽南念珠”，表明他的西洋情趣和所追求的西洋奇物是为了宗教上的特殊需要。